赵俪生笔下的青岛往事：民国黄金十年的校园生活

本文转自“ 浮声故语”，节选自赵俪生《篱槿堂自叙》。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这时，青岛叫胶澳商埠，市政府叫胶澳商埠局，驻军是张宗昌的部队。在街上走过时高唱“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这样的歌曲。从家乡初到青岛，头一个感受就是贫富悬殊。老家（山东安丘）也有富户和贫户，但并不那么悬殊，并且有些悬殊之际多半隐蔽着，不十分暴露。青岛不然了，有钱人、外国人住在“东山”一带，花园洋房，灯红酒绿；穷人住在台西镇、台东镇那些肮脏的聚居区，啼饥号寒。鸦片馆、吗啡馆、妓院、当铺、治花柳的诊所，比比皆是，统统暴露着，毫不隐蔽。

我的这个家，也是飘零沦落得不像个样子，因此我初中三年的学并没有好好上，也不可能好好上。以父亲来说吧，他是“一家之主”,词填得那么棒，怎么对自己的妻子儿女竟是冷漠到如此地步了呢?固然，他当时在失业，腹中如许古文化才学，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卖不出一个大钱，他既不张罗住处，又不接站，让我们娘儿五个滚着爬着好容易找到在铁路局做事的堂兄的家，在人家只有一间租房的家里，人家三口睡床上，我们五口在床下打地铺。而且我们到青岛一两个月，我们的父亲竟不曾来看望我们一次。

我吃过一种饭。那是在小港码头上卖给苦力(Coolie)吃的，原料是从轮船上卸下来的一桶一桶的剩饭剩菜剩汤，其中有面包块、肉骨头、鱼骨头、咬不动的菜根、通心面，等等。小贩把这一桶一桶的东西包买下来，支起锅灶，加热消毒，以一大枚铜板一碗的价钱出卖，而且生意兴隆。我有一两年时间就在下学后去吃这种饭。我对儿女们说，老来一想起这种饭，就有一种要呕吐的感觉。但当时没有办法：它便宜呀。

上学要买练习簿，买练习簿要钱，可我那个家哪里来的钱呢?于是自己开辟财源，星期天到海边礁石上去打海蛎子。海蛎子，更堂皇的名字叫牡蛎。一番海潮过去，海蛎子就把自己的壳牢牢地贴在礁石上。我设法找一具小铁凿、一具小铁锤，拾一个别人遗弃的罐头筒，系上铁丝，以便手提。星期天一整天，星期六半天，就全在团岛的礁石上度过。海蛎子壳一被凿开，海蛎子本身就像一摊鼻涕样流出来，赶快收到筒里。一天或半天过去，就可以有一筒或至少半筒海蛎子，于是提着在云南路的街道上、里份里，高声叫卖。一个周末可得3角到5角钱。中山路一日本老叟开一家文具店，物美价廉，这卖海蛎子的钱就都送到他的手中了。

至于我那个家，就只好由姐姐们出卖劳动力。最初，由老乡们介绍，她们到一家中国人办的鹤丰烟草公司当女工。这家公司资本小、条件差、剥削重。不久，我的大姐姐就因营养不良患鼻衄之疾死了。我母送大姐棺柩返回原籍埋葬，只身往返，她又一次表现出对生活的承担力和做母亲的责任心。剩下两个姐姐，改入日本人办的茂昌鸡蛋公司，工人们穿白大褂，将卵黄卵白分开，各装入大桶，冷冻出口，运到日本去。

至于我上的那家中学，正处在初创和不上轨道的阶段。铁路局在铁路小学毕业生的基础上，作为发展职工福利，草草办起了中学。房子是租来的，学生只上课不住宿，走读，这样生活管理和功课复习就无法保证。老师也是胡乱请来的。举几个例子。一个教《国文》课的七旬老叟，他对白话文学一窍不通，只会讲归有光的《项脊轩记》。一个教《英文》的自吹叫Dr.Liu(刘博士),其实是浸信会教堂里伺候洋牧师的。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说：“西欧和东欧人为什么有姓Hans的呢?那是因为汉人随成吉思汗西征，把男人们杀光了，夜里就同人家的老婆睡觉，临别时老婆问，生了孩子叫什么?回答说，我是你的汉子，就叫‘汉子’好啦。”呜呼!当时的老师就拿这样一些既污辱中国人又污辱洋人的胡说八道，在课堂上误人子弟。

课堂上学不到东西，社会上看到的东西可不少。北伐军快到济南了，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制造“五三”惨案。日本军队自海上登陆，帐篷就扎在火车站前的广场里，到济南杀人放火之后，又回来乘军舰而去。当时，甲午海战中的清朝被俘军舰被改装了，换了名字，经常游弋在青岛的海湾里这两只舰叫“逑磨”和“八云”。此外，他们的名牌旗舰“长门”和“陆奥”也经常在暑季前来青岛停泊，还邀请大、中、小学学生参观，其中所寓的威慑之意是十分明显的。当时的国民革命虽一度受阻，但终究是过来了。张宗吕军队逃往东北，五色旗换上青天白日旗，孙中山先生的像章戴在学生们的左上口袋边。当时，中山先生刚刚逝世，大家臂戴黑纱，手提花圈，口中唱着“我们国父，首创革命，革命血如花…”这样的歌曲。这“革命血如花”一句特别动人，人们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一边唱一边流眼泪。

新政治气氛过来了，跟着新文化气氛也冲过来，而且文化气氛比政治还更容易弥漫开。在青岛棠邑路上有个齐燕会馆，本是商人的联合会所，而今每夜上演田汉的《获虎之夜》。这个震动可真是巨大的，看到一个青年为了追求爱情被误中的猎虎毒箭射死，多少青年男女的心扉被煽动得呼呼价响呀!不少穿清朝紫背心的老者在会馆门口企图阻止自己的女儿或孙女，不让她们看这样“邪恶”的戏，但是徒劳的，那些女孩子偷偷从后门或侧门进去，早已入座了。书店里可以买到《呐喊》和《彷徨》,学生们在下课的路途上，边走边表演着赵太爷满脸溅沫、呵斥阿Q“你怎么配姓赵”,像念台词一样。他们背诵《阿Q正传》的劲头，远比在教室里被迫背诵古文的劲头要大得多

铁路中学再这样不死不活地办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了。铁路局头头似乎也觉察到这一点。他们要邀请办学专家。1930年冬，专家请来了，他叫宋还吾，曹州府城武县人，北大毕业，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他在曲阜担任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任内，带领男女学生在孔林内演出话剧《子见南子》,对孔子不免有些丑化。这件事轰动了全国，由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和衍圣公孔德成联名控告。这事后来虽然不了了之，但宋还吾还是离职了，胶济铁路局趁机将他聘了来。他高高的个儿，蓄一撮浓浓的上须，西装笔挺，携一根stick(手杖)。他不仅一个人来，还带来了一大批受五四影响、具有新思想的老师。当时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也有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这样，大学、中学，串联兼课，新风气一下子就捅开了。

1931年(“九一八”那一年)夏7月，我初中毕业，名列班中第七，并且还留下一个疤疤；数学45分，不及格!8月份，父亲死去，一家人扶柩回籍。9月份，我只身回到青岛，到新建在四方区的校址报到。从此，我进入了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