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医诊断学的历史，学习如何运用古代智慧

中医诊断学是从整体出发，运用辩证的理论与方法，以识别病症，推断病情，给防治疾病提供根据的一门学科，是临床各科的基础。

公元前五世纪著名医家扁鹊就擅长“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

公元前三世纪的《黄帝内经》，不仅在诊断学的方法上奠定了望、闻、问、切四诊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提出诊断疾病必须结合致病的内、外因素加以全面综合考虑。

公元前二世纪，西汉名医淳于意创“诊籍”，开始详细记录病人的姓名、居住、病症以及方药，就诊日期，作为复诊参考。

公元三世纪初，东汉伟大医家张仲景总结了汉以前有关诊疗经验，他在撰用《素问》、《九卷》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经方派的经验，把病、脉、证并治结合，进行分析研究，著成了不朽的著作《伤寒杂病论》，确立辨证论治理论，奠定了诊断的基础。

与此同时，杰出的医学家华佗论证，论脉，论脏腑寒热虚实、生死顺逆之法甚精，《中藏经》记载了华佗诊病的学术经验。

西晋·王叔和《脉经》，集汉以前脉学之大成，选取《内经》、《难经》以及张仲景、华佗有关论述。

《脉经》在具体简明脉理的前提下，联系伤寒、热病、杂病和妇儿疾病的脉证，分述三部九候，寸口，二十四脉等脉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

《脉经》对世界医学有广泛的影响，早在公元562年脉学传到朝鲜、日本等国。阿维森纳（公元980-1037）的《医典》便吸收了我国脉学内容。到十七世纪，《脉经》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

隋·巢元方等撰《诸病源候论》（公元610年），可说是我国第一部论述病源与症候诊断的专著。全书分67门，列各种疾病证候为1720论。

唐·孙思邈重视医德，并主张医家习业“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卷”。诊病要不为外部现象所迷惑，要透过现象看清本质。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病有内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之”。诊候上要注重掌握病源与病机的演变。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诊候第四》指出：“夫欲理病，先查其源，候其病机。五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活。若病以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

孙思邈又重视色、脉与按诊。其《千金翼方·色脉》中谓：“夫为医者，虽善于脉候，而不知察于气色者，终为未尽要妙也”。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诊痈疽有脓法第五》指出：“凡痈按之大坚者未有脓，半坚半软者半有脓，当上薄者都有脓”。不难看出，当时孙思邈对诊断原理与诊断方法已有深入的研究。

宋·崔紫虚的《崔氏脉诀》颇具影响，故《东垣十书》更取以冠首，李时珍亦将其附入《濒湖脉学》之中。可见其对后世的影响之深。

明·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所撰《濒湖脉学》摘取诸家脉学精华，详分二十七脉，对其中同类异脉的鉴别点和各种脉象主病，均编歌诀，便于读者诵习。

清·李延昰《脉诀汇辨》，汇集诸家脉学论著、结合其叔李中梓所传脉法予以辩证，并简述自己研究脉理心得，以脉参症，提现了切脉在诊疗疾病上的灵活性。

明清时期，敖氏者著《点点金》及《金镜录》，论伤寒舌诊，分十二图，乃论舌的第一部专著。后经杜清碧的增补，即为今所见的敖氏《伤寒金镜录》。

二十世纪初，刘恒瑞的《察舌辩证新法》（1911年），论述白、黄、黑三种舌苔及辨舌苔变换、真退、假退等，诊断与治法并提，颇能指导实践。

杨云峰的《临症验舌法》（1923年），主要以舌苔的形色—浮、胖、坚、敛、干、燥、滑、润、黑、白、青、黄来分析病情的虚、实、阴、阳和测知内脏的病变，并密切结合治法，内容简要，多为经验之谈。

明清时期，脉学和舌诊取得进展的同时，对于四诊的综合研究，亦有不少专著。

明·张三锡《医学六药》之一的《四诊法》，内容虽偏重于切脉，但也详实地记述了五官、色脉、声诊、问病、辨舌等诊察方法。

清·林之翰的《四诊诀微》以《内经》色脉并重为依据，诀取古今有关四诊论述编纂而成。着重指出四诊不但同样重要，而且互相关系，即不偏于切脉，也不忽略望、闻、闻三诊。

清·陈士铎《辩证录》分述伤寒、中寒、中风等126门，七百余证，其辩证着重于症状的鉴别分析。

清·程国彭《医学心悟》认为对疾病的诊断错误，究其原因，虽然有百端，但其中最重要的是辩证的切脉不真，浮沉迟数不分清的缘故。

东汉末年，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被誉为中医的灵魂。

清·叶天士《外感温热篇》立卫气营血辩证方法，并重视察舌、验齿等诊法在温病辩证上的重要意义。

清·吴鞠通《温病条辨》，选用叶天士经验，创温病的三焦辩证法则。

近百年来，中医学的发展遭到严重的破坏，处于存亡的境地，诊断学的发展亦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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