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精神与民族尊严的捍卫

——读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一书所感

——不做羊不当狗

“如果我出生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那个时间，我也就是其中的一具尸体了。一具无名的尸体，在半世纪之后，没有人会关注。犯罪者甚至会说，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尤其让我感到恐惧。”

张纯如先生的《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1]是在南京大屠杀60年周年时出版的，10年后该书的中译本出版。因不堪某种强大组织跟踪、恐吓追捕，2004年11月9日凌晨在自己的车中吞枪。张纯茹先生已经含恨而死20年了，但她所著的这本书所展现出来的问题却仍未得到足够重视。

日本对于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恶是不可饶恕的，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可讨论的余地，对于正义的解释有很多，罚当其罪不应有争议，因为，对侵略者罪行的纵容就是对同胞人权的践踏。但正义不会自动到来，它需要我们付出不懈的努力去争取。只有当我们有更多的人了解日军侵华的烧杀抢掠奸淫的具体罪行，而不是停留在人云亦云；只有当我们有更多人能公开声讨日军的罪行而不是止步于私下泄愤；只有当我们有更多的人能够冷静分析国家受侵略的原因，正视自身的缺点，学习其他所有包括侵略者在内的民族比我们强的素质，优化我们的思想观念，培养过硬的作风习惯，发奋努力学习、工作而不是一听到对自身缺点的批评和对日本人优点的介绍就气急败坏之时才有望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1937年，日本本土加上其占领的千页群岛、琉球、台湾岛、朝鲜半岛、东三省，日本实际控制土地面积达到两百万平方公里左右，控制地区的人口约1.3亿。尽管如此，也远不如中国地广人多，但为什么偌大一个中国却被我们所瞧不起的小日本侵略呢？有人说日本钢铁产量比中国多，能造飞机、舰艇，但这些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为什么我们自己不会造呢？归根结底，要从主观方面寻找原因，归咎为客观原因于事无补。

张纯如先生的书中披露了日军士兵东史朗的日记，其中记载了中国军队的表现：“当我想到他们是如何将所有能找到的白布收集在一起，挂在枯树枝上，然后前来投降时，感觉真是既可笑又可悲。他们有这么多人——超过两个师团的兵力，竟然没有尝试任何抵抗。这么多军队中一定有为数不少的军官，但没有一个留下来，我想他们都逃跑了。尽管我们有两个连队的兵力，而且那7000名战俘也已经被解除了武装，但如果他们奋起反抗，我们的部队一定会被彻底消灭。”“最糟的是，中国士兵没有一点凝聚力和目标感。在一份关于南京形势的战斗报告中，一位中国军官指出，只要占领一个地方，他们情愿无所事事，也不会主动帮助附近正在与日军作战的其他部队。”

幸存者唐顺山的回忆：“看着自己的同胞一个接一个地人头落地，俘虏们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沉默不语，惊恐万分。在他前面的两排人中，有一位孕妇开始为生存而反抗，她拼命地抓打那个企图把她从人群中拖出去强奸的日本兵。没有人出来帮助她，最后那个日本兵杀死了她，并用刺刀挑开了她的肚子，不仅拉出了她的肠子，还挑出了一个蠕动的婴儿。那一刻，唐认为应当是他们所有的人起来造反，起来做些什么的时刻，应当是他们进行抵抗并努力杀死那个日本人的时刻，即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全都牺牲了。但是，尽管中国俘虏的人数大大超过要杀死他们的日本人，而且有可能战胜他们，但却没有一个人行动，每个人都畏怯的顺从。”

鲁迅说：“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羊是一种冷血动物，它生了幼崽,你当着它的面把幼崽直接烤了吃了，它也就那么平静的看着你，回头，你给他喂草，它也欣然来吃。”（网传，一直没有查到出处。）面对屠戮而不反抗，与羊何异？正是被屠杀者的胆怯、懦弱助长了刽子手的邪恶。据传，多尔衮对进兵中原犹豫不决，范文程谏曰：‘奸其妻女忍，刨其祖坟忍，夺其地屋忍，此等贱民何足惧哉！’多尔衮猛然醒悟，清兵入关，摧枯拉朽，役汉近三百年。这就应了毛主席所言：“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休、不斗则垮。”凡侵略者首先都是利令智昏且不要脸的，否则，不会干侵略的勾当；其次，也一定是欺软怕硬的，只有让他认识到侵略不仅赚不到半点便宜，甚至会血本无归，乃至丢掉性命他才会松开魔爪，否则，他们从不会自动退回老巢。

“面对5万日军对南京城的蹂躏，安全区20多个外国人却竭尽全力保护这么多中国难民，这不啻为一个奇迹。要知道他们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前的职业是传教士、医生、教授和企业主管，而不是身经百战的军官。”

日本人一直希望发起成立南京国际安全区并担任主席的约翰·拉贝离开，但是他一直坚持留在南京。他回答驱赶他的冈少佐道：“‘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30多年，我的儿孙们都在这里出生，而且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快乐，事业也很成功。我始终受到中国人的礼遇，即使战争期间也不例外。如果我在日本也居留30年，并同样也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礼待，那么你尽可相信，当遇到像现在中国所面临的这种紧急关头的时候，我也绝不会离开日本人民的。’日本少佐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他十分敬仰这种忠贞赤诚的理念。”优秀的品格可以超越国界。“即使当日军轰炸南京时，这些勇敢的外国人仍继续运送粮食，有一位司机被流弹片炸瞎了一只眼睛。最后安全区负责人只运回所获粮食的一少部分——1万石大米和1 000袋面粉，但正是这些粮食使安全区内的很多难民免遭了饥饿之苦。

随着局势的恶化，医院的职员越来越少，中国医生和护士都已经逃离南京，加入了数十万南京居民向西迁移的洪流。威尔逊尽力劝说他的同事不要离开，坚称南京陷落之后在军法管制之下没有什么可害怕的。然而，他们最终没能说服他们留下来。到了12月的第一个周末，金陵大学的医院仅剩下三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C·S特利莫和一名中国医生。60年后威尔逊的太太回忆说：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中国人是他的同胞。”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和院长威廉明娜·魏特琳被称为南京的活菩萨，多年以后人们仍然怀念她，不仅因为他曾奋勇保护数千名中国妇女免遭日军蹂躏，还因为他保存的日记非常珍贵。日军强行闯入校园，搜查藏匿的中国士兵，抓捕校工，将一群妇女从学校侧门拖出去。“在如此之大的压力下，沃特林仍然打起精神去安慰别人，当她看见一个男孩戴着一个标有日本象征的图案——正在升起的太阳的袖章以保证安全时，沃特林指责他说：‘不需要戴这个有太阳图案的袖章。你是一个中国人，而且你的国家还没亡。你应该记住戴这个袖章的日子，你永远也不应该忘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耻辱的事情，当自己的国家不会亡需要靠外国人来鼓舞之时，国家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詹姆斯·麦卡伦在1938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日本人正试图诋毁我们在安全区所做的努力，他们恐吓和威胁可怜的中国人使他们拒绝相信我们的话……有些中国人甚至愿意证明所有的劫掠、强奸和焚烧都是由自己的同胞干的，与日本人无关。有时我觉得我们在同疯子和白痴打交道，而令我惊讶的是，我们所有的外国人都经受住了这场磨难，活了下来。”

分化瓦解威逼利诱，是侵略者惯用的伎俩。面对侵略只求自保则终将被各个击破，唯有抱作一团，对任何局部的侵犯都视为对于整体的侵犯，才能打退敌人的侵略，保全每一个个体。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出头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等市侩主义哲学害死人，这是侵略者最愿意看到，于受害方最不利的，因此，羊是万万不能做的。

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遇难犹太人纪念碑碑文镌刻着德国新教神父马丁·尼莫拉的忏悔:“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这种替侵略者掩盖罪行，反诬曾经保护过自己的人是暴徒的行为，无论怎么样诅咒都不为过，因为这已经超出人类道德容忍的极限，只能当做狗来看。当狗没有好下场，这不仅要承受精神炼狱，还因为这样的人只能被利用，根本不敢让人相信。不管自己是不是立志做狗，只要有狗行就会被人嫌弃。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李士群。他早期参加共产党，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逮捕后叛变，向党组织隐瞒变节。南京沦陷后，李士群等三人受中统指令潜伏南京。投降日本的陆伯鸿、顾馨一、陶孝洁等一批知名汉奸统统被军统暗杀，李士群嗅到了机会，以保护汉奸作为自己进身之阶投降日本。他不仅自己叛国还要拉丁默邨一起下水，并推丁为特工头子，自己甘当副手。组建了直属日本特高课管的“76号”，实际上大权由自己控制。为了博得日本主子的欢心，他暗中摸清了国民党在沪隐藏下来的一大批财政收入大户上海中国银行、上海江苏银行，银行无辜员工被枪杀达52人，伤者更多。自1939年至1943年不足四年时间内，76号造了三千多起血案。军统、中统恨之入骨。在唐生明的挑拨及说服下，锄奸工作由周佛海主持，丁默邨从旁协助。利用柴山兼四郎中将对李不听使唤的不满，周佛海乘机找到了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特科科长冈村少佐，请他帮助干掉李士群。1943年9月6日晚，李士群接到冈村少佐的邀请到百老汇大厦赴宴。李士群明知可能会被下毒，但不敢得罪岗村，碍于面子，还要硬着头皮赴宴。其中单独给他先上一份牛肉饼最为可疑，看到冈村、熊剑东、夏仲明进食后无恙自己才进食，他不知道给他的是专门给他定制的。两天后，李士群开始是腹痛，上吐下泻。检查后发现李士群中了阿米巴菌毒。阿米巴菌是用患霍乱的老鼠屎液培育出的一种病菌，人只要吃进这种细菌，它就能以每分钟11倍的速度，在人体内繁殖。在繁殖期内，没有任何症状，等36小时以后，繁殖达到饱和点，便会突然爆发，上吐下泻，症状如同霍乱。到了这时，人就无法挽救了。细菌在人体内起破坏白血球的作用，使人体内的水分通过吐泻，排泄殆尽，所以人死后，尸体会缩小得如同猴子一般大小。这种病毒只有日本才有。李士群在死前对身边的人说：“我死倒不怕，可惜我干了一生特务，不料自己还是被日本人算计了。我这是自己对不住自己。”李士群死后日本为了“辟谣”， 将“76号”特工总部的几个特务头子、伪江苏省政府的各厅、处长、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召集到一起，宪兵队队长当众说：“李先生是我们的朋友，你们却说是我们日本宪兵队毒死的，这是绝对的造谣。经过几天的调查，杀害李先生的就是叶吉卿与储麟荪。”叶吉卿哭着说：“你瞎说。”宪兵队队长说：“你们俩通奸，因怕被李先生知道，于是先下手将他毒死了。”“我们也不想把事情搞大，对他家属的错误，我们可以原谅，但是不能再继续造我们日本宪兵队的谣，同时写下书面结论：李先生是因病死亡，请大家签名。”

其次，不咬人做不了狗，咬人狗又怎能让安生呢[2]？大汉奸如汪精卫，不仅死于暗杀患骨髓肿而死，就是死了也不算完。蒋介石命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汪精卫坟墓炸开，尸体焚化后撒入粪土之中。石友三被称为“当代吕布”，刨除早年投军到吴佩孚处不算，石友三先跟冯玉祥，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背叛冯玉祥投降阎锡山，北伐开始后，石友三回投冯玉祥。后认为蒋介石强大，第二次叛冯投蒋，因不受蒋信任，蒋、冯、阎大战时复投冯。旋即后悔第三次背叛冯，改投张学良，对于加强版的吕布，张自然不敢相信，不久决裂。在蒋、张的夹击之下石友三很快破产。躲在韩复榘处的石友三不甘心，决定复出，他先联系共产党，希望获得支持。抗日战争发生后又与日本人暗通款曲。当宋哲远许以冀北保安司令后，石友三又丢弃日本发展自己的队伍。随着日军侵略扩张，鼠目寸光的石友三认为日本实力强大，复投日本，配合日军进攻华北、多次率军袭击八路军，后被八路军重创。日渐衰败的石友三决定彻底投日。到了这步田地，连跟随自己20多年的老部下高树勋都看不下去，将其活埋。石三次背叛冯，蒋、张、阎、宋各一次，共产党一次，日本人两次，叫他当代吕布都是对吕布的侮辱，他能绕吕布两圈还要多一点。

“我最大的希望是，今天在座的各位中，有几个能成为，为真善美而战的斗士！”这是19岁的张纯如在伊利诺伊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呼唤，她自己用生命践行自己的理想。一个人的选择并不是发生在遥远的未来而是当下，我们所作所为串联起来就是我们一生的轨迹。决定一个人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归根结底取决于内外两方面因素。所谓外是事实判断，如果汪精卫认识到抗战必胜他是不会给日本人当狗的，可惜的是狗眼不仅看人低，目光也短；所谓内是价值判断，人与人的区别在于利害标准或者说幸福观的差异。在猪狗词典里是找不到自豪、崇高这样的词汇的，他们只看得见官钱名性。人有享受自豪、崇高的生理基础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享受自豪、崇高的能力，这需要有一个激发、培育、养成的过程。崇高的机会时刻都摆在面前，就看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追求幸福相对最大化的人，如果止于口述而不实行只会令人厌恶。崇高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所追求的对象符合人类审美理想，同时超越现实。也正因其具有超越现实性才值得追求，同样因为具有超越现实性而为现存力量所不容，所以牺牲就在所难免。比如，共产主义。

牺牲不等于损失，它至少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符合审美理想或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二者本质是一回事，只有符合审美理想才会成为历史必然，因为社会是由人所构成的；二是，带有不可避免的性质，如果疏忽大意使本可避免的损失发生就不是牺牲，而是事故；三是，主动而非威逼利诱的结果。在满足这三个条件之后，牺牲程度与崇高感强烈程度成正比；其次，崇高感的强烈程度还取决于成绩的大小、崇高阈限。

张纯如先生在为南京死难同胞声讨日军的暴行，追求正义、在替同胞鸣谢帮助过我们的国际友人、在为避免人类社会再次生灵涂炭而进行警示教育，但我们却未能保全这位追求真善美的斗士。在遗书中她说：“我觉得被某种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的力量盯上了，也许是CIA，或者我永远无法理解的组织。只要我还活着，这个力量就不会停止对我的追捕。”“我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太软弱，无法承受未来那些痛苦和烦恼的岁月。”“你们最好记住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作为畅销书作家如日中天的我——而非那个从路易斯维尔市回来后变得失魂落魄的我。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变得困难——这种焦虑堪比淹死在开阔的海洋中。”

我们不知道在路易斯维尔市她遭遇了什么，但我想如果她害怕报复她不会出版著作、不会巡回演讲、不会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吉姆·里勒尔新闻节目的电视访谈与时任日本驻美大使的齐藤邦彦对质。她竭尽全力在追求真善美、扫除假恶丑，但却因此而被更深重、粘稠的假恶丑所包裹，以至于使其窒息而亡。让英雄流泪远比让她流血更令人痛心，道路崎岖艰险不可怕，怕的是无路可走悲观绝望。在人民觉醒之前所有的英雄注定是悲剧人物，眼看他人受害而默不作声就是在助纣为虐。杀人并不限于刀枪，冷眼旁观的威力更大，因为，它能让英雄心死。只有千千万万的人能够像鲁迅先生所言：“当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1. 张纯如著，谭春霞、焦国林翻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电子书。
2. 陈公博、丁默邨、齐燮元、殷汝耕被枪决、张景惠、周佛海病死狱中，王克敏在狱中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