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案与明朝开国的政治生态解析

在明初的洪武四大案当中，影响最深远，死亡人数最多的那就是发生在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了。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了这场牵扯三万多人的大案？那就不得不提明太祖朱元璋了。

朱元璋在1352年投奔郭子兴，凭借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和勇敢的表现，迅速在红巾军中崭露头角，被提拔为镇抚总管，并娶郭子兴的养女马氏为妻。

随着朱元璋势力的壮大，郭子兴开始对他产生猜忌，甚至多次打压他。朱元璋被诬陷有篡权之心，一度被软禁，后被迫离开濠州。朱元璋决定独立发展，带着徐达、汤和等人前往定远，开辟新的根据地，也就是后来的淮西24将。

要说胡惟庸案就不得不提李善长，李善长青年朱元璋眼里的萧何，晚年朱元璋眼里的司马懿。李善长之前没做过什么大官，在元朝廷里做过里长，属于元朝基层的”办事员”。“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长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李善长传》。他后来能位居明朝开国第一功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车上的早。

朱元璋在至正十三年（1353年）七月率领部队攻下滁州，朱元璋在滁州遇到李善长时，对李善长的才能和声望十分敬重，李善长在朱元璋军中担任参谋，参与军机谋划，主管粮饷供应，得到朱元璋的亲近和信任。他不仅在军事上为朱元璋出谋划策，还在政治和经济上提出了许多有远见的建议，如设立两淮盐制度、茶法，以及制定新的钱币制度等，李善长就成了老朱集团重要的开国功臣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有能力的文臣。

朱元璋在1355年攻打和州，遇到了两位重要人物，一个是人称“常十万”的常遇春，另一个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丞相胡惟庸。胡惟庸是安徽定远人，出身书香门第，但因元朝腐败，未能得到重用。在李善长的推荐下，胡惟庸投奔朱元璋，最初担任元帅府奏差，后来被任命为宣使，负责巡查定远、滁州各地民情。在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渡江攻入皖南之后，胡惟庸被任命为宁国县主簿，后晋升为知县。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朱元璋麾下大将邓愈攻入江西，胡惟庸被派往吉安担任通判。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吴王，设立了一个重要的组织—拱卫司，也就是后来的锦衣卫。后来又设立检校， 其主要职能是专门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即秘密监视官员的行为，确保他们不违反法律或皇帝的命令。检校的存在使得朱元璋能够时刻掌握官员的动态，对朝廷内外的情报了如指掌。

有一次，宋濂在家里宴请朋友饮酒。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突然问宋濂：“你昨天是不是喝酒了？和谁一起喝的？都吃了些什么？”宋濂如实回答了所有问题。朱元璋听后非常满意，笑着说：“好啊，你没有欺骗我。朱元璋是这样评价检校的：譬如恶犬。检校的身影无处不在，一次，朱元璋赐宴傅友德，命叶国珍陪饮，一边拨来歌妓十余人助兴，一边却派侍从暗中观察。不一会儿，就见叶国珍命令歌妓们全部脱去皂冠，然后换上华丽的衣服，混坐在诸人中间。叶国珍与一个歌妓嬉戏逗趣，旁若无人，很在状态。听到汇报，朱元璋十分愤怒，下令武士把叶国珍绑了，和那个歌妓一起锁在了马棚里，还将那个歌妓的鼻子削去鼻尖。这就是朱元璋情报网的可怕之处，朱元璋觉得这样似乎还不够，后来又设立了锦衣卫。

说回胡惟庸，1364年胡惟庸任宁国县知县，后又被任命为吉安府通判。

1367年胡惟庸升任湖广按察佥事，同年经李善长推荐，担任太常寺少卿。李善长跟胡惟庸在一些影视剧里经常被描写成师徒二人，但《明史》中只提到他们俩是老乡。在胡惟庸跟随朱元璋的近10年中，虽没做什么什么大官，这也让他积累了不少经验，为以后的晋升之路奠定了基础。

寻转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吴元年，召为太长少卿—《明史·胡惟庸传》。

公元1367年，为了能够进入朱元璋的核心圈子，胡惟庸开窍了，用200两金子贿赂了李善长。李善长当时是朱元璋的重要助手，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在李善长的推荐下，胡惟庸被任命为太常寺少卿，正式进入明朝的权力中枢。胡惟庸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谨慎小心能干事儿。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年号洪武。

洪武三年（1370 年），此年，朱元璋甚为欣喜。缘于此年朱元璋的心头大患——元朝皇帝元顺帝辞世。朱元璋麾下大将李文忠将元顺帝的后妃、诸王、上百官吏以及宋元的玉玺珠宝统统打包带回呈予朱元璋，大明王朝终得彻底取代元朝，屹立于历史舞台之中央。朱元璋感慨良多，自己由一介小和尚终成一代帝王，这一路行来，实是艰辛异常，诚然，亦少不了与他一同打天下的弟兄们的襄助，断不可亏待了弟兄们。朱元璋亲自翻开众人的功劳簿，封了六公、二十八侯、二伯，这些人便是大明的初代勋贵。

那仅排名而已，难道就不赏赐些别的？自然要赏，赏赐丹书铁券，首位当属李善长。朱元璋曾言：“别看人家未曾上阵杀敌，然而若没人家运输粮草、出谋划策，简直就是吾之萧何。”于是，今安徽省定远县人李善长受封韩国公。第二名乃名将徐达，今安徽省凤阳县人，封魏国公。第三名是名将常遇春之子常茂，今安徽省怀远县人，封郑国公。第四名是名将李文忠，今安徽明光人，封曹国公。第五名邓愈，今安徽省泗县人，封卫国公。第六名冯胜，安徽省定远人，封宋国公。自第七名起，便是侯位了。从朱元璋的发小汤和开始，共计 28 人。

那仅排名而已，难道就不赏赐些别的？自然要赏，赏赐丹书铁券。那这丹书铁券有何功效呢？朱元璋说道：“除谋逆之外，功臣本人可免死三次，子孙可免死两次。望你们能告诫子孙，世世代代皆为国家良臣，位高而不危，盈满而不溢，方能长寿富贵。”此等赏赐甚是厉害，他人皆为一条命，开局功臣们上场便有三条命，李善长更为厉害，拥有两本丹书铁券，六条命。

一众功臣们手捧着丹书铁券，笑得那是无比欢悦。倘若当时有相机，着实应当为他们留存下这美好的瞬间。只因亢龙有悔，物极必反，自此刻起，往后的每日，对于功臣集团来讲，皆是下行之途。

朱元璋亦为安徽人士，说白了，功臣中位居前列者皆为朱元璋的同乡，朱元璋的这些同乡团体被称作淮西集团。其由朱元璋的淮西老乡以及功臣构成，主要成员涵盖李善长、徐达、常遇春等。他们在明朝的创建进程中立下赫赫功勋，是朱元璋的亲信团队。

为何功臣排名之中不见大名鼎鼎的刘基刘伯温呢？自然是有的，浙江青田人刘伯温位列二十八侯之后，获封诚意伯。缘何刘伯温排名如此靠后呢？只因他并非安徽人。刘伯温、宋濂、章溢、叶琛、杨宪等人构建成了浙东集团。

这两个集团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明争暗斗，对明朝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于淮西浙东两党争斗的夹缝之间，胡惟庸即将登场。明朝开国之时设有两位丞相，分别为左丞相李善长与右丞相徐达。明朝的丞相分左右之职，左丞相节制右丞相。说白了，左丞相李善长实乃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朱元璋的情报机构检校之中，有一位得力干将名曰杨宪。他属浙东派，曾多次向朱元璋奏言，称李善长此人并无大才，不配担任丞相。朱元璋虽嘴上拒绝，然而很快便将杨宪调至李善长的部门，任命其为中书参知政事，此乃中书省的高级官员，相当于副丞相。洪武二年（1369 年），杨宪擢升为中书左丞，即副丞相，成为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之一。彼时徐达正在北伐蒙古，朱元璋不愿国家的核心管理部门中书省由李善长一人独断，欲使他们相互制衡，更何况此时的李善长已年届六十五岁。

胡惟庸在担任地方官期间表现出色，他善于处理政务，且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出一定的机智和果断。再加上李善长的推荐，在洪武三年（1370年）胡惟庸被任命为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四年（1371年），汪广洋任右丞相，汪广洋不属于这两个派系，是中间派。朱元璋希望通过任命汪广洋和杨宪为丞相，形成三足相互制衡的局面，以维护皇权。这时胡惟庸头顶只有三片云，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汪广洋、中书左丞杨宪。

来介绍一下这个中书省究竟是司职何事的吧。在明朝存有三大中枢机构，其中中书省总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统辖天下之兵权，御史台整肃朝廷之纪纲。具体而言中书省掌管何事？简而言之便是事无巨细皆统管，无所不管，其权力之巨大远非都督府和御史台所能比拟。中书省的首要领导即为丞相，乃是真正的百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胡惟庸进入中书省后，若想更上一层楼，那就得成为丞相了。

然而机遇很快便降临了。就在朱元璋为功臣集团行封赏的十日之后，战功卓著的右丞相徐达再度获得了朱元璋的“特殊关怀”。朱元璋以徐达年事已高，上朝颇为辛劳为由，言称若无重要之事无需时常上朝。数月之后，朱元璋又颁令准许左丞相李善长提前因病告退。那李善长所患何病呢？不得而知，史料未曾记载，反正归家休养了一段时日便痊愈了，估摸也并非什么重疾。在朱元璋眼中，侯位已封，铁券亦赏，与他一同打天下的功臣兄弟们，是时候功成身退了。

右丞相徐达无需上朝了，左丞相李善长被病退了，中书省部门瞬间没了领导，一时之间风云变幻，沦为权力的角斗场。率先出招的乃是胡惟庸。朱元璋尚未宣告李善长病退，他便已在李善长身旁做起思想工作，于是李善长一安心，呈交了病退申请。

朱元璋喊来刘伯温询问意见，刘伯温说：“杨宪虽有相才，但无相器。”认为杨宪虽然具备担任丞相的才能，但缺乏宽广的胸怀和容人之量，难以公正持平地处理事务。汪广洋，“此褊浅殆甚于宪。”认为汪广洋的气量比杨宪还要小，处理事务时显得更加浅薄，缺乏深度和远见。胡惟庸呢，“小犊耳，将偾辕而破犁”。认为惟庸像是一只未经驯服的小牛犊，如果担任丞相，可能会因为缺乏经验和控制力，导致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甚至可能造成严重的破坏。

第二个出招的是杨宪，身为浙东派，自从进入中书省以来，没少遭受李善长的排挤。如今好了，李善长病了，自己的机遇这不就降临了吗？左右丞相皆不在位，此时时任左丞的杨宪拥有话语权，左丞乃是左丞相的助理，见习左丞相，他即刻着手对中书省进行大规模的人员更替，撤下淮西派，换上自己的浙东派伙伴。

胡惟庸荒了，自己忙活半天，不能让杨宪摘了桃子。赶紧找到李善长说，如果让杨宪当了丞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于是在不久后就揪到了杨宪的小尾巴。

杨宪有个外甥，为了在科举考试中考出好成绩，携带了写有答案的小抄（夹带）。杨宪为了保护外甥硬着头皮接手了外甥的作弊案，这让胡惟庸抓住了机会，联合李善长举报杨宪徇私枉法。朱元璋得知此事后极为震怒，下令将杨宪的外甥处以极刑，以儆效尤。更为严厉的是，他还下令将杨宪本人赐死，因为杨宪作为高级官员未能严加管教亲属，反而纵容其作弊行为，被视为严重的失职和不忠。朱元璋让李善长病退是不想看到淮西集团一家独大，又怎能容忍杨宪做大。

杨宪死后，汪广洋在担任右丞相，在任期间，汪表现出明显的胆小怕事，遇事不敢做主的态度。他谨小慎微，事事请示，缺乏独立处理政务的能力。 汪广洋只有一个诉求，让我平平安安熬到退休就行。但这在胡惟庸看来，汪广洋可是个好同事，他一躺平，胡惟庸可就好“办事”了。

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因病辞官不久后恢复官职，但他的主要负责修建临濠宫殿，并管理迁徙到濠州的江南富民。此时的胡惟庸可以说是大权在握。

洪武六年（1373年），因汪广洋在担任丞相期间表现平庸，无所建树。他被指责怠工，未能有效履行丞相职责，被贬为广东行省参政。胡惟庸升任中书省右丞相。

胡惟庸为了稳固与李善长的关系，胡惟庸将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侄子李佑，从而结成了姻亲。通过这次婚姻，胡惟庸与李善长的关系更加紧密，胡惟庸借助李善长的势力，迅速扩张自己的权力网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胡党”。

升官之后的胡惟庸显得乖巧宜人，他知晓朱元璋喜爱吃河豚，便亲自去研习制作河豚之法。河豚若处理不当是会致人死命的。胡惟庸每次为朱元璋精心做好河豚，都要亲自尝试食用，确认无毒后才让朱元璋享用。尽管此时胡惟庸仅是右丞相，然而中书省已然由他做主了。

史书对胡惟庸此人的评价为“阴刻险鸷，众多畏之”——《献征录》，意即并非善类。那一个得意忘形的恶徒得势之后，最想做些什么呢？报仇，与他有仇之人，刘伯温啊，让你说我是小牛。

此时的刘伯温已经在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因病辞官不久后就告老还乡了，刘伯温何许人也，他清楚的知道，朱元璋想除掉的不是李善长，而是整个功臣集团，刘伯温跟朱元璋的时候都已经50岁了，现在都60岁了，已经是个迟暮的老人了，他选择了急流勇退。刘伯温在告老还乡途中走到谭阳（今浙江文成县）后，觉得治安不好，写奏章建议朝廷在该地区设置巡检司打击走私和盗贼活动，保障民众安宁。但在胡惟庸的弹劾下，朱元璋认为刘伯温有私心，意图在该地区谋取墓地，因此撤销了巡检司，并剥夺了刘伯温的俸禄。

洪武八年（1375年）刘基（刘伯温）病重期间，胡惟庸带御医给刘伯温看病，开了几副药，刘基吃完没多久人就死了。虽然刘伯温的死一直都是一个疑点，有人说刘伯温是病死的，有人说是朱元璋毒死的，有人说是胡惟庸毒死的。但是从《明史》的记载来看，和胡惟庸肯定是脱不了干系。国榷的作者谭迁说，别管怎么死的，刘伯温肯定是以谗死，是被小人害死的。《明史》当中记载说：“久之基病，帝遗惟庸挟医视，遂以中毒中之，基死，益无所惧”。

公元1377年，胡惟庸升任左丞相，他最喜欢的汪广洋被召回担任右丞相。

不知诸位对丞相的权力是否存有概念？丞相负责哪些事务呢？诸事皆管，一般政务丞相自身便可决断，皇帝下达的命令他能够持有保留之态，甚至封还驳斥皇帝的诏令，而诸如百官的升迁、废黜、奖赏等皆在丞相的职责范畴之内。是否突然惊觉皇帝的权力并非如想象中那般巨大，并非想杀何人便能杀何人，想做何事就能做何事，如此便能理解为何胡惟庸拼死也要登上丞相之位了吧。此刻的胡惟庸大权在握，贪婪地吮吸着权力的馥郁，他飘了。

史书记载胡惟庸是越发专权，把控生杀，大权在握，官员升降都是他说了算的。各部门的密封奏章都要先交到中书省让他看，有说他坏话的，胡惟庸就提前挑出来了。

目睹胡惟庸这般大权在握，追名逐利之徒竞相趋附，金铂珠宝如雪花般飞进胡惟庸家中。当下的胡惟庸不只是淮西派的“话事人”，亦是百官的“扛把子”。“专生杀黜陟，以姿威福，总中书政，内外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去视之，由是奔竞之徒趋其门下。”——《明史纪事本末》

徐达看不下去了，对胡惟庸的专权跋扈和徐达对胡惟庸不法行为进行了弹劾，胡惟庸因不满徐达在朱元璋面前的直言进谏，曾暗中策划刺杀徐达。他试图收买徐达的门房福寿，让其帮忙刺杀徐达，但福寿将计划告知了徐达，使得胡惟庸的阴谋未能得逞。

朱元璋难道视而不见吗？实则朱在下一盘大棋。朱元璋还就忍着不止徐达的建议不听，谁的建议都不听。韩亦可是当时的监察御史，他当着朱元璋的面，直接弹劾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以及御史中丞涂节三人：“三人险恶似忠，奸佞似直，侍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危福，乞斩其首以谢天下”—《明史》。朱元璋下令抓了韩亦可，没过多久，又放了他。

大臣吴伯宗弹劾胡惟庸：“惟庸专姿国法，久之必为国患”—《明史》朱元璋不仅没有惩罚他，还把吴伯宗调进了翰林院。

在朱元璋强大的情报网控下，胡惟庸的所作所为，朱元璋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看着胡惟庸像一个气球，越来越膨胀，越来越膨胀，他在寻找一个机会。

胡惟庸也不傻，他知道伴君如伴虎，想立于不败之地得让自己的势力足够大。他开始结党营私，拉拢功臣，因为功臣手里有丹书铁券，法不责众。

洪武十二年（1379 年），胡惟庸先是拉拢了两位侯爷，即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此二人皆自亳州起便跟随朱元璋征战天下。陆仲亨曾公车私用，费聚则在上班时间饮酒，两人皆遭朱元璋斥责。胡惟庸寻到他俩，言道：“朱老板残杀功臣，咱们需得抱团取暖。”这二人皆有过错，极为顺畅地便与胡惟庸捆绑在了一处。当然，还有最为重量级的人物李善长，莫要忘却李善长可是拥有两块丹书铁券。总之，胡惟庸拉拢了众多人员，据传朝中与胡惟庸有所关联的大臣多达 15000 人，可真的有用吗？

洪武十二年十月（1379年），占城国（今越南南部）派遣使者前来明朝进贡。按照明朝的规定，接受贡使觐见属于皇权而非相权的范围。胡惟庸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朱元璋，并且私吞了贡品。 朱元璋知道了此事，长期积累的怒火终于爆发，他严词训斥了应对此事负责的胡惟庸和汪广洋。其实这个时候胡惟庸最正确的应对方法应该是认错，但是他却和汪广洋把责任推给了礼部，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了事。

朱元璋并未被胡惟庸牵着鼻子去追查究竟是谁做了此事，而是先将汪广洋处死，继而囚禁了所有与此事相关的官员。既然不是你便是他，那将你们尽数抓起来定然没错，然而唯独未对胡惟庸施以过多惩处。此乃朱元璋的高明之所在，侵吞贡品，罪责尚不足够重大。

同年胡惟庸的儿子在京城骑马时，因马车突然抬起前腿，将其摔出马车，导致当场死亡，胡惟庸在悲痛之余，愤怒至极，未经审判，直接将驾马车的车夫处死。

朱元璋知道以后，拟了一道圣旨，大概意思就是”杀人偿命“。“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上怒，命偿其死“—《明史*胡惟庸传》。胡惟庸知道后自然非常紧张了，一国的丞相怎么可能给马夫抵命呢？朱元璋发了旨意，但是并没有派人去抓胡庸，他这招太高了。胡惟庸面对这道旨意，只有两种处理方案，要么投案自首，要么就是造反。胡惟庸明白，刀已经架在了脖子上，何时砍下来只是时间问题。

胡惟庸心一横，横竖是个死，不如反了。他拉上自己的死党陈宁涂杰等人商量。涂杰是胡惟庸的死党，他当时的职务侍御史中丞。他在胡惟庸集团中的作用很重要，发动舆论，攻击政敌，拉帮结派，图谋不轨，哪样都少不了他。胡惟庸一直把他看作自己的亲信。

胡惟庸还通过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多次劝说李善长，承诺事成之后将封他为王。然而，李善长最终拒绝了胡惟庸的提议，并表示自己年老体衰，无法参与此事。胡惟庸认为李善长这是默许自己的意思，于是胡惟庸一边派明州卫指挥林贤出海招引倭寇，与他们约定日期相会。另一边胡惟庸曾派遣使者前往蒙古，寻求元嗣君的支持，希望蒙古能够出兵协助他，关于胡惟庸通倭这件事，有可能是伪造的。

涂杰觉得经过胡惟庸私下杀车夫和私下见越南使者两件事以后，朱元璋希望找一个合适的借口除掉胡惟庸，也觉得事发仓促，成功率不高，于是他站出来告发，希望戴罪立功，不波及自己。胡惟庸的造反大业”胎死腹中“。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做丞相还未满十年，御史中丞涂杰举报胡惟庸谋反，朱元璋立刻强行判罪，不需要调查任何证据，满门抄斩，诛其九族，立刻执行。然而，这个亲信用自己的行为重新解释了死党这个词的含义，置你于死地的同党。搞笑的是，涂杰自己也被杀了。

五日之后，朱元璋便提出了一个方案：废除延续逾千年之久的丞相制度，废黜中书省建制，并征求百官意见。胡惟庸一派的人想着能保住脑袋已然是万幸，毕竟朱元璋手中握着他们的把柄，而其他人更是不会反对，他们深受胡丞相的压迫之苦。另外，“设五府、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署，分理天下庶务。大权一归朝廷，立法至为详善”——《明太祖实录》。胡惟庸刚死去五天，各类方案便已安排妥当，要说老朱不是蓄谋已久，连鬼都不会相信。在朱元璋看来，唐宋两朝官员结党乱国，皆因丞相制度所致。“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明史纪事本末》。

洪武十五年（1382 年），朱元璋于南郊大祀天地时言道：“我所任用的丞相们皆非善类。汪广洋等人，昼夜昏聩，茫然无措。胡惟庸更是营私舞弊，天理难容。并非不想设丞相一职，实乃现实状况不允许再设，往后便不再设立丞相了，且立下家法，往后朱家子孙皆不许再设丞相之职。自此，朱元璋大权在握，不仅撤销了中书省，就连主掌军权的大都督府他也弃之不要，将其分解为左、中、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直接由朱元璋管理，自此断绝了权臣拥兵自重的可能。”

洪武十六年（1383 年），朱元璋下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朕前。”——《明史·本纪》，意即天下臣民有事可跨过中书省，直接向他禀报。一月之后，朱元璋设立了通政司，专门负责将大臣的奏章直接呈递给朱元璋。“设通政司受内外章奏，于早朝汇达御前。”——《明史·本纪》。次年，朱元璋又明令：“禁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明史·本纪》。按理说，倘若胡惟庸足够明智，此时见朱元璋如此作为，他便应收敛放权，归家隐退。可他偏偏选择去应验刘伯温的预言，做了一头横冲直撞的猛牛，妄图能与朱元璋一较高下。

胡惟庸直至临死的那一刻方才恍然觉悟，与从尸山血海中走出的朱元璋相较，他实在太过稚嫩。他所有的筹谋算计，皆在朱元璋的掌控之中。他本就不属于功臣集团，本就毫无根基，他的肆意妄为，他的骄纵蛮横，皆成为了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的充足缘由。朱元璋就这般斩断了延续千年之久的丞相制度。

一番改革过后，专制皇权空前强盛，无论这集团那集团，这天下只能有一个集团，那便是老朱的朱元璋集团。自此以后，朱元璋每日要批阅奏章 140 余件，处理大小事务 400 宗，鸡鸣而起，日落而息，天尚未亮，便要召集百官开会。即便朱元璋已然如此勤勉，却仍“每多自毁之时，辄有无极之叹”。自觉做得不够完善，然而权力的诱人芬芳，依旧令朱元璋沉醉其中。

废除丞相制度一个月后，大权独揽的朱元璋颁布了一道诏书，说文武官员年龄在60岁以上的，可以申请退休了。这就是最后通牒了，聪明的急流勇退，赖着不走的等待迎接朱元璋猛烈的炮火吧。

锦衣卫登场了，众多功臣宿将被拔除，理由极为浅显。“我看你是胡惟庸同党吧”，胡惟庸当年身为百官之首，谁与胡惟庸能毫无接触？但凡欲将你除去，锦衣卫总能查出些许端倪。无人在意真相，只要牵涉胡惟庸案，宁可错杀，绝不宽纵。故而“所以你是胡惟庸同党”这句话，化作了洪武官场的索命符咒。瞧谁不顺眼，径直抛出此句，对方轻则身陷囹圄，重则家破人亡。

至洪武二十三年（公元 1390 年），即胡惟庸死后的第十载，受胡惟庸案牵连之人已多达万余。终是轮到功臣之首李善长了。此年李善长年逾古稀，他向老友汤和借了 300 名士兵，为自家盖房。朱元璋盛怒，再度翻出胡惟庸案，问道：“当年胡惟庸谋逆，可曾找过你李善长？你当时莫非对胡惟庸讲，待你亡故，他们便可造反？”朱元璋怒不可遏，斥责道：“你身为开国功勋、皇亲国戚，却知情不报，实乃大逆不道。”遂令李善长自尽，其妻儿老小七十余人尽皆伏诛。除此之外，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咸阳侯郑玉春、宜春侯黄斌、河南侯陆俊等人皆以胡惟庸同党之身份被诛杀。明朝一位公爵、21 位侯爵皆被株连，还有其他众多未获爵位之官员难以计数，总计被株连者多达三万余人。

不得不言，朱元璋着实狠绝！这些可皆是与其一同打天下的兄弟，此情形自然与他个人之性格有莫大关联。众人皆于私下议论，朱老板怎得天下之后便性情大变？往昔坚持以宽仁治国的他，如今对自身亦狠厉得可怕。何止是老朱，在朱元璋尚未夺得天下之时，与其一同打天下的那些泥腿兄弟便已开始生变。朱元璋尚为吴王之际，曾召来徐达、常遇春言道：“功臣弟兄们飞扬跋扈，断不可行，须得速速整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召徐达等谕之曰，太祖闻诸功臣家童仆多有横肆者”——《明太祖宝训》。然而，这弊病朱元璋终究未能治愈。

“汤和姑父庸某，隐瞒常州田土，不纳税粮。以（薛）显擅杀胥吏、兽医、火者、马军及千户吴富，面数其罪，私据元相脱脱第宅，僭用元宫器物，入济宁侯顾时，六安侯王志，酣饮终日，不出会议军事，上以曹兴居大同时多不徇轨度，调福建又受王驸马贿赂，谢成在山西擅夺民利。富民罗氏者，纳女于亮祖，其兄弟因怙势为奸”—《明朝国初事迹》。

中山侯汤和的姑父偷税漏税，朱元璋欲严惩。鄂国公常遇春出面求情。永城侯薛显目无法纪，肆意杀人。淮安侯华云龙强占元丞相脱脱的宅邸。济宁侯顾时、六安侯王志每日沉醉于饮酒，连军事会议都胆敢缺席。怀远侯曹兴不守规制，还收受贿赂。永平侯谢成、永昌侯蓝玉强夺百姓土地。不单是士兵，就连朱亮祖小妾的兄弟都胆敢仗势凌人。上行下效，功臣们蛮横无理，下属们亦效仿其行径作威作福，欺压百姓，致使百姓们苦不堪言。

在朱元璋洪武期间，爆发的农民起义多达 180 余次。为约束功臣，朱元璋命工部铸铁榜文，宣称公侯之家往后强占官民资产的，可免罪一次，再犯两次便要问斩。功臣的关系户一次都不免罪，胆敢欺压百姓者，直接处斩。然而，此举毫无作用，情况依旧如故。或许正是从彼时起，朱元璋骤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欲彻底解决功臣犯错之难题，须斩草除根。何为根？人乃根，故而才有了后来的惨案。

宋濂的孙子宋慎亦受到胡惟庸惨案的牵连。朱元璋盛怒，下令将已退休的宋濂押至京城问罪处死。宋濂乃太子朱标的老师，朱标涕泣着为老师求情。朱元璋勃然大怒，拿起一根带刺的金条掷于太子面前，道：“你给我捡起来。”太子并非愚钝，知晓有刺会疼。朱元璋言：“你因惧怕有刺而不敢拿，我为你将刺皆拔除难道不佳吗？”幸得马皇后求情，朱元璋最终还是宽恕了宋濂。可见此时的老朱杀了这么多人，这样做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给子孙铺路。

太子朱标自幼接受儒家教育，为人忠厚且性格软弱。清人赵翼评价道：“一门太子又仁弱，遂不得不为身后之虑。”这或许便是朱元璋欲尽早铲除功臣集团的缘由所在。朱元璋殚精竭虑铲除了众多功臣，然而意外之事发生了，太子朱标离世，年幼的太孙朱允炆被立为皇储，父亲已然懦弱，小孙子则更为孱弱。于是在朱标死后的次年，朱元璋又依样炮制了蓝玉案，大量武将被牵连诛杀，大明的开国功勋集团几近被屠戮一空。这亦造成了另一严重后果，便是后来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朱允炆手下几乎无良将可用。

公元 1382 年，马皇后薨逝，朱元璋悲痛万分，为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并将远在各封地的皇子们悉数召回。皇四子燕王朱棣亦在其列。葬礼完毕后，朱元璋下令每位皇子皆要带一名僧人回去为马皇后修佛事。燕王朱棣选中了一位名为道衍的僧人，他还有个更为显赫的名号——黑衣宰相姚广孝。

在整个胡惟庸案当中，胡惟庸本人或许不是冤枉的，因为明史、明实录，还有明史纪事本末都提到了他涉嫌谋反，但是后来以胡惟庸案的名义被杀的这些人里面，有多少是老朱心里面不放心顺手带走的那就不好说了。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丞相，带着三万多条人命以及整个丞相制度一起被老朱给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