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八九十年代：那时的治安状况如何？

时代背景

1979年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同志，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会议上表示，上山下乡运动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知识分子下乡学种地，严重浪费了社会生产力。1980年，中央结束了持续25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青年陆续返回城里。由于当时的能提供的工作岗位有限，所以很多人成了待业青年！

短短一两年时间，约2千万知青返回到城里，城里在短时间根本提供不了足够的工作岗位，很多知青成了待业青年，无业游民，他们没地方去，只得成群结队，游手好闲。

日子一长自然就变成了流氓团伙，再加上大量外来思想的涌入，欲望膨胀，信仰崩塌，一些不法分子借机组织了很多流氓暴力团伙，其中最著名的有唐山菜刀队、湖南斧头帮等，他们可以公然在街上盗窃、抢劫、调戏妇女，很多地方的妇女和儿童不敢单独出门。另外，加上多年来法治建设的落后和法治教育的缺失，致使大众普遍缺乏法律观念，丧失了对法律的敬畏之心。这个时期也被一些学者称为新中国的第四个犯罪高峰期。

恶性案件

笔者列举几个发生在八九十年代的案例：

1979年发生的上海控江路事件

1979年9月9日下午，上海市控江路江浦路口，值勤的交警制止一青年抢夺一个农民出售的螃蟹时，因方法不当引起群众围观，一些人趁机兴风作浪。5个半小时之内，这些人攻击多名民警，阻拦小汽车，砸自行车，向公共汽车内投掷石块，任意阻拦、推翻农民的菜车，乱抛蔬菜，趁机抢夺过路群众的手表、皮包、皮夹，侮辱妇女。

最严重的是，当上海化工轻工公司团委副书记吴某骑自行车行至控江路桥上时，一伙人包围上来，将她连人带车推倒在地，拉到路边，抢去手表和皮夹，撕掉衬衫、胸罩、裤子，肆意摧残，吴的乳房、小腹、外阴部等多处被抓伤。杨浦公安分局先后调集80余名治安联防人员和30名交通干警到现场维持秩序；接着市公安局又调遣200名消防民警赶赴现场，经过宣传教育，劝导围观群众疏散，流氓分子也纷纷溜走，至午夜时秩序才恢复正常。

红旗沟惨案

1983年6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牙克石林管局林业设计院红旗沟农场发生一起10名犯罪分子一夜间杀死26人，自相残杀死1人，自杀1人，轮奸、强奸3名女知青的全国特大凶杀案。该案是1983年全国严打的直接导火索。83严打，对于加强社会治安，扭转社会风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法治社会的建设，人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单靠一场严打是远远不够的。83严打之后，恶性案件偶有发生。

白宝山抢劫杀人案

白宝山案是90年代末中国发生的一起严重的连续杀人案。恶匪白宝山在1996年3月到1997年8月之间，于北京、河北、新疆等地，先是袭击军警，抢夺枪支，然后杀害了很多人，总共致使17人死亡、15人受伤，抢劫的钱有140多万元。这个案子被列为“1997中国刑侦第一案”和“世界刑侦第三案”。1997年9月的时候，白宝山在北京被抓住了，到了1998年4月就在新疆被枪毙了。这个案子性质特别恶劣，影响也很大，所以在中国刑侦历史上是个很重要的案子。

除了这些烈性案件，还有使广大人民深受其害的盗窃、骗子、扒手、飞车党，黑车拉客乱收费，店铺买卖似抢劫，黑帮团伙等社会治安案件。

比如广州，是当时全国治安的焦点。90年代的广州，去过的人，被偷是习以为常，不被偷才是人间奇迹。《广州火车站生存手册》中作者在广州6年，到广州火车站不超过6次，却已经留下了60年都散不掉的噩梦。他总结了广州火车站的“生存口诀”：不吃、不喝、不说、不问、不答、不停、不理、不管。一直走出广场，以车站为圆心，半径1000米以内所有的陌生人，都是坏人。

活跃在各城市火车站、汽车站及城市街道的犯罪集团的摩的司机和摩托飞车党就像一群肆无忌惮的鬣狗，专门针对那些人生地不熟的外地旅客。

飞车抢劫更是家常便饭，黄金项链、耳环这些显眼的饰品及女士小包简直就是飞车党眼中的待宰的羔羊。这些歹徒在作案过程中心狠手辣，歹徒抢劫挎包过程中不顾受害者的死活，将受害者拖行十几米远。甚至时有发生歹徒在抢夺耳环过程中，将受害者的耳垂扯烂，现场惨不忍睹。

公共场所的打架斗殴也时有发生，这样的环境，时刻让人感到提心吊胆。

从1983年至2001年，除1985年、1997年外，我国每年都会组织“严打”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坚持“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原则，建设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