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走向世俗

明朝统治者对道教采取了尊崇的态度，管理上的措施也较为完善。

朱元璋推崇地方神祇土地和城隍，在全国各地修建了数以千计的城隍庙和数以万计的土地庙。在尊崇道教的同时，为了提防群众利用道教作乱，朱元璋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在礼部下设置道录司作为管理道教的最高机构，颁发度牒制度来限制道士数量。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罢黜元朝授予龙虎山张氏子孙为“天师”的称号，分为全真、正一两种来分别管理，标志着道教由官方正式划为正一道、全真道两大派别。

明朝皇帝从朱元璋开始，对全真道不太重视，却使得全真道能够潜心自守内炼。

武当派：到了永乐年间，全真道才迎来转机。属全真一系的张三丰开创武当派，以其隐仙风范受到明朝统治者的推崇，全真道因此又兴盛了起来，全真道士著述不辍，著名的道教学者有张三丰、何道全、王道渊。

武当派主张三教合一，以道为三教本源，重视内丹丹法，以真武大帝为主神。

张三丰代表作有《金丹直指》、《玄机直指》、《大道论》，他的道教思想强调三教归一，糅合儒学，具有浓厚的道学气味。张三丰的丹法属于全真北宗先性后命、性命双修一路，首重筑基修性，进而还丹修命。

明朝道教世俗化：

明朝道教发展的最大特点是中后期的道教世俗化和民间化。

内丹东派：嘉靖（1521—1566）年间，陆西星开创了内丹东派，用浅显易懂的通俗语言来讲述深奥玄妙的丹法，使道教内丹逐渐走向民间。

全真龙门派第八代传人伍守阳著有《天仙正理直论》等，将佛教禅学引入内丹修炼理论中，强调仙佛合宗，认为返还先天的金丹、太极、圆觉是一体的。

罗祖教：正德（1506—1521）年间，罗梦鸿将道家老庄思想、道教教理教义与佛教禅宗、净土宗以及儒家的忠孝仁义融合，创立了罗祖教（亦称无为教），提出了“无生老母，真空家乡”的简明教义，受其影响的各种民间宗教雨后春笋般出现。

民间宗教最初基本上由道教演化而来，道教思想内容被写入民间宗教的“宝卷”经书中，道教神仙被它们纳入神谱，符箓法术、斋醮科仪、内丹修炼成为其宗教内容。

代表性的民间宗教，如白莲教、黄天教、八卦教、红阳教、混元教、一炷香教等，都有浓厚的道教色彩。明清之际，大大小小的民间宗教组织多达百余种，这是道教通俗化、世俗化的结果。

三一教：道教在学术思想领域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儒者林兆恩借鉴道教，创立了“归儒尊孔”的三一教（夏教），“其说乃系道教七八分，佛教二三分，而以儒教饰其表面”。

道教对小说、戏曲、音乐、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也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明朝四大奇书《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三国演义》都具有浓厚的道教神学色彩。

一大批异彩纷呈的以鬼怪神仙为主题的作品形成了新的小说门类——“神魔小说”，包括《封神榜》、《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飞剑记》等。

明朝道教的教理教义、神仙信仰、伦理思想、科仪方术也深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玉帝、老君、真武、关帝、文昌、财神、妈祖、城隍、门神、土地、福禄寿三星等道教尊神、俗神，在民间被广泛祀奉；

清朝民国时期：道教衰落

清朝的道教政策：

康熙沿袭了册封张天师的定制，但明令禁止跳神驱鬼等道术活动，给正一道很大的限制和打击。雍正是清朝唯一优待道教的皇帝，他主张利用儒道佛三教为统治服务，对道教的治世作用持肯定态度，宠信龙虎山道士娄近垣，也迷恋仙丹方术。

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江南地区原本昌盛的道教。

全真道在长期沉寂之后，以龙门派为主体呈复苏之势。北京白云观宗师王常月以振兴教门、光复祖风为己任，开始了振兴全真道的阐教活动，吸引了大批道士到北京求戒，并率弟子南下传教，在西南、东北、西北等地建立支派。

王常月是“龙门中兴”之祖，他的宗教思想体现《碧苑坛经》、《初真戒说》上，将内丹修炼理论贯穿于戒律说中，强调明心见性、无相法门，“戒行精严”是他的修道思想主体，又是他振兴龙门派的主要措施。

内丹西派：全真道在内丹学上成绩斐然，闵一得、刘一明著书立说发展丹道，李西月著有《三车秘旨》、《三丰全书》等，建立了内丹西派；

伍柳派：柳华阳继承了明末伍守阳的内丹思想，形成了伍柳派。

清朝全真道也走向了世俗化和民间化，兼行斋醮祈禳，谋取香火收入。

鸦片战争后，清室加封了一些道教神仙，如吕祖、文昌、关帝、妈祖等，促进了民间信仰的盛行。

民国时期的道教：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道教进一步衰败，在中国五大宗教中降为教团势力和政治影响最弱的一个。许多道士文化素质低下，宗教知识缺乏。道教组织松散，各地联系和团结不够紧密。

中华民国建立后，取消了正一道首领正一真人的封号，政府对道教没有财政支持。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把道教作为封建迷信大肆抨击，道教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

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废存标准，决定废止老君、三官、吕祖、文昌、城隍等祠庙，道观数量大幅减少。

民国时期，道教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也曾仿效西方社会组织，企图建立全国性的道教组织。

1912年成立了“中央道教总会”和“中华民国道教总会”，1947年全真道李理山和正一道张恩溥商议成立“中国道教会”，但由于教派和地域等因素，各种道教组织都昙花一现。

民国时期的著名道教学者有陈撄宁和易心莹，在20世纪三十年代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仙学”理论，认为仙学以神仙信仰为基础，是包括外丹和内丹的一门实验性质的学术。

陈撄宁的仙学建立在传统道教的基础之上，又被赋予时代特色，通过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瑰宝，达到复兴中华民族的目的。

民国时期道教徒发扬了爱国主义传统，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到各种爱国救亡运动之中。

道教的新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引导下，道教摆脱反动阶级的控制利用，废除了教内长期存在的封建特权与压迫剥削制度，成立爱国爱教的团体。

经过民主改革，中国道教徒加强了联系和团结，在沈阳太清官方丈岳崇岱道长的倡议和政府的支持之下，1957年４月于北京召开了道教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由岳崇岱任第一届理事会会长。

“文化大革命”时，道教成了“破四旧”的对象，众多道士被迫害，许多宫观被拆毁，古老的道教走到毁灭的边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道教界的拨乱反正活动也展开，1980年中国道教协会重新恢复工作。1990年中国道教学院成立，道教第一次有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学校。

道教文化的研究得以延续，全真道的“传戒”和正一道的“授箓”仪典得到恢复，各地的宫观得到恢复和新建，各种道教斋醮、慈善活动开展，道教迎来了发展的全新时期。

根据2011年南岳国际道教论坛上的介绍，中国内地省、市、自治区一级的道教协会有26个，县、市道教协会300多个；初步统计住观道士有近3万多人，散居正一派道士约6万多人；登记备案的道教活动场所3万多座，其中道教宫观约9000座，还有大量数不胜数的民间信仰祠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