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石与指尖

“纵容”因素在元朝覆灭中的作用及影响

发表时间: 2024-12-13 10:23

“纵容”因素在元朝覆灭中的作用及影响

一个强大的大元帝国为什么只用了一百年不到就走完了一个封建王朝两三百年才走完的历史。笔者万万不能理解,翻阅了大量的书籍,查阅了大量的网文,最后还是很赞成咱安徽的皇帝,朱元璋的话。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说: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

元朝统治者治理治理国家方面是从简从宽,这里的宽也不是宽容,而是纵容

一、元朝统治者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最贵,南人最贱。体现为南北异制,比如对于蒙古人犯罪采用从轻处理,对于汉人和南人从重处理。这种对于蒙古人纵容的民族不平等政策,导致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等民族饱受压迫,民族矛盾尖锐。

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等级划分明显

元朝实行“四等人制”。蒙古人地位最高,享受各种特权,在政治上,他们能轻易地担任各级政府的重要官职;色目人次之,在商业等领域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汉人和南人地位最低。比如在科举考试上,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考试内容比汉人、南人简单,而且录取比例更高,这使得汉人、南人在仕途晋升上困难重重。

2.法律差异对待

在法律上对不同民族区别对待。如果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一般不能还手,还手后处罚会更严厉。而且在犯罪量刑方面,同样的犯罪行为,蒙古人往往会受到较轻的刑罚。例如,犯盗窃罪,汉人可能会被刺字,蒙古人则可能不会遭受这种刑罚。

3.文化压迫

元朝统治者对汉族等民族文化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压迫。例如,元朝初期曾有一段时间限制汉人、南人学习蒙古文和其他文化知识,并且对汉族的一些传统习俗和文化活动也进行干涉,这引起了民族情绪的对立。

4.经济剥削

在经济上,元朝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剥削汉族和其他民族。比如繁重的赋税,南方地区的赋税较重,而这些赋税的主要承担者是汉人、南人。并且在土地分配等经济资源方面,蒙古贵族大量侵占土地,许多汉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户,承受着高额地租,生活困苦不堪。

二、元朝统治者对蒙古贵族的纵容,导致了官员上行下效,政治腐败,政府失去了公信力。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官员贪污受贿

元朝官员贪污成风。各级官吏利用职权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比如在税收方面,皇帝常常把税收承包给色目人官员。在税收过程中,官员常常会私自增加税额,将多收的部分据为己有。在工程建设、物资采购等事务中,官员也会和商人勾结,收取巨额贿赂,导致公共项目质量低下,国家资源被浪费。

2.卖官鬻爵盛行

当时卖官现象十分严重。只要有钱财,就可以买到官职。这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官职的人,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并获取更多利益,往往变本加厉地搜刮百姓。他们并不关心地方事务和百姓疾苦,只在乎如何快速敛财,使得官场乌烟瘴气。

3.权臣专权

元朝后期出现了许多权臣专擅朝政的情况。像伯颜,他独揽大权,排斥异己。在他专权期间,官员的任命和政策的制定都由他一人说了算,他甚至可以左右皇帝的决策。这种权臣专政的局面导致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政治决策难以公正、有效地进行。

三、在经济方面。吏治的腐败,皇帝不想着整顿,而是纵容着贵族、官员,一心只想着怎样让他们对自己忠心耿耿,这反而导致经济秩序的紊乱。其后期,土地兼并严重,财政管理混乱,为弥补财政亏空,政府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进一步导致经济岌岌可危。

其元朝经济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财政赤字严重:

战争消耗巨大:元朝几乎年年用兵,从对外的东征日本、南伐爪哇,到对内平定南方及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叛乱,再到末年的群雄并起,庞大的军费开支给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例如忽必烈在位期间,对日本、高丽越南缅甸、爪哇等地发动战争,这些战争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还需要国家动员百姓去运输粮食,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源。

官员俸禄支出庞大:元朝官僚机构不断膨胀,官员数量众多,并且俸禄支出不断增加。特别是到了后期,为了维护官员胥吏阶层的稳定,多次大幅增加官员俸禄。如至元二十一年(1284)、至元二十三年(1286)两次为官吏增加俸给,到至大元年(1308)用至元钞照中统原俸发给官俸,相当于增加5倍薪水,这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压力。

贵族赏赐负担沉重:元朝的核心统治集团是蒙古贵族,为了获得蒙古贵族的长期支持,元朝皇帝需要对贵族进行大规模的赏赐。而且由于元朝没有确立良好的继承制度,每一个皇帝去世后,新上台的皇帝为了拉拢贵族,会不顾财政危机而加大赏赐力度,导致赏赐支出成为财政的巨大负担。

2. 通货膨胀失控:

纸币滥发: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但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不断滥发纸币。1276年后权臣当国,开始大量发行宝钞,且禁用铜钱,将各种发行准备库中的金银集于大都,引起各地物价飞涨。此后又多次发行新的纸币,且不断贬值,到元末的顺帝至正十年(1350)发行的至正交钞几乎是“纸本位”,没有任何金银准备,导致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无法控制。

货币制度混乱:元朝在货币制度上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管,纸币的发行和流通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官方规定民间可持旧钞或有部分磨损的昏钞去回易库按原值调换,但官吏结党营私,上下其手,往往只给很低比率的兑换,甚至百姓等候多日还兑换不到,这使得货币的信用受到严重损害,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

3. 土地兼并严重:

贵族圈地:蒙古王公贵族大量圈占民田为牧场,侵占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忽必烈时,东平人赵天麟上疏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在陕西地方,甚至有恃势冒占民田达十余万顷者。

地主兼并:汉族地主在元朝继续兼并土地,江南大地主受到的损失很小,他们不断扩大自己的土地占有量,一些富户占有两三千户佃户,每年收二三十万石租子。如松江曹梦炎占有湖田数万亩,瞿霆发占有私田并转佃官田达百万亩。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户或流民,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矛盾不断积累。

4. 税收负担不均:

地主税负轻:元朝政府承认各地的地主一般多从“佃户身上要的租子重,纳的官粮轻”。地主富豪通过各种手段隐瞒土地和人口,逃避税收,将税收负担转嫁给佃户和自耕农。

普通百姓税负重:自耕农占有极少量土地,却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而且随着财政危机的不断严重,元朝不断增加税收,元朝后期的赋税收入是忽必烈时代的20倍,普通百姓不堪重负,生活困苦。

5. 经济发展失衡:

区域发展不平衡:元朝统一后,虽然全国经济有所发展,但地区之间的差异仍然很大。北方地区由于长期受到战争的破坏,经济恢复缓慢,而南方地区相对较为富庶。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也影响了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

产业结构不合理:元朝经济以农业为主,但在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方面的进步相对有限。同时,元朝政府对民间手工业有一定的限制,官营手工业特别发达,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使得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经济发展缺乏多元化的支撑。

四、继承制度混乱。一是蒙古旧俗的影响,如忽里台大会推选大汗的传统仍有很强的影响力。二是受到汉族嫡长子继承制的冲击,两种制度相互碰撞。三是元朝皇室内部政治势力复杂,各方利益难以平衡,后宫和权臣也参与其中。四是缺乏明确统一的继承标准,多种因素如血统、能力、势力等都在起作用。几代皇帝的“纵容”导致了后面的皇帝说了不算,皇室内部争权夺利不断,政治局势动荡不安。

元朝继承制度的混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多种继承制度并存且相互冲突:

嫡长子继承制的推行与受阻: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受中原汉族文化影响,有意推行嫡长子继承制,以巩固皇权、稳定统治。但元朝的蒙古贵族大多坚守蒙古传统,对嫡长子继承制接受程度低,他们更倾向于原有的部落推选制度——忽里台大会。这就导致两种继承制度在元朝的皇位传承中相互碰撞,引发诸多纷争。

忽里台大会的影响力:忽里台大会在元朝的政治生活中仍具有重要地位,部落贵族们通过这一大会选举皇帝,使得皇位继承人的选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忽必烈去世后,铁穆耳的继位就经历了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忽里台大会的推选过程。

后宫势力的干预:在蒙古族文化中,可汗的妻子(可敦)来自强大的部落,拥有实权,能够干预皇位继承。这与汉族文化中“后宫不得干政”的原则截然不同,后宫势力的参与进一步加剧了继承制度的混乱。

2. 继承人选择标准不明确:

能力、血统、政治势力等因素交织:在元朝皇位继承中,继承人的选择往往不是基于单一的标准。既要看候选人的血统是否纯正、与成吉思汗家族的关系是否紧密,又要考虑其个人能力、政治势力以及在贵族中的支持度等因素。这种多元的选择标准使得皇位继承变得异常复杂,各方势力为了争夺皇位相互倾轧。例如,铁穆耳能够继位,既因为他是真金的孙子,具有一定的血统优势,同时也离不开伯颜等顾命大臣的支持以及在宗亲合议中的表现。

皇帝个人意志的随意性:元朝的皇帝在指定继承人时,个人意志往往起到较大的作用,缺乏明确的制度约束。皇帝可能因为个人喜好、政治考量或者受到后宫、权臣的影响,随意改变继承人的选择,导致继承秩序的混乱。

3. 继承过程中的政治斗争激烈:

皇族内部的争斗:元朝皇族内部为了争夺皇位,经常发生激烈的斗争。兄弟之间、叔侄之间相互倾轧、兵戎相见的情况屡见不鲜。例如,海山和他的弟弟元仁宗之间的皇位传承,以及元英宗被刺杀等事件,都反映了皇族内部斗争的残酷性。

权臣的干预:元朝的权臣在皇位继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扶持自己支持的候选人,以获取更大的政治利益。这种权臣干预皇位继承的现象,使得继承过程更加混乱,政治局势更加动荡。


以上种种,再加上自然灾害、官员不作为,导致了民不聊生,农民被迫起义,战火从被压迫最严重的汉人、南人间兴起。至元四年(1338年)江西袁州慈化寺和尚彭莹玉和徒弟周子旺在江西袁州率弥勒教教徒五千余人起事,正式揭开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汲取了元帝国垮台(非失国)的教训,反腐以铁腕惩贪,不避亲故,法不徇私,动辄对贪官处以枭首和剥皮示众的酷刑,妄想建立一个政治清明的王朝,可是也逃避不了封建王朝两三百年亡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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